什么是股票配债 杭州也有石窟？这里千年前创造的文化符号，流行至今

▲九曜山第2号龛。（受访者供图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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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石窟造像离城市很近，市民晨练爬山每天都会看到，如果他们知道这些石窟的历史，这种体验将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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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说起观音菩萨，当代人脑海里马上浮现出来的形象，大概是86版《西游记》或者《新白娘子传奇》里的形象，身披白色披风，披风搭于宝冠之上，且与外衣一体连缀。其实，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观音的形象一直在演变。电视剧里的这种白衣观音形象，被学术界称为“江南式白衣观音”，它的最终定型，便是在江南的吴越国时期。

如今人们在杭州西湖西面的群山中，可以看到一尊完整的吴越国时期的白衣观音造像。这尊观音立于烟霞洞洞口，躲过了方腊的攻打、太平天国的城池陷落、“文革”以及诸多天灾，依旧姿态温婉，楚楚动人。

宋元之前的杭州，已经成为“东南佛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政权吴越国，将国都定于杭州，历代吴越国主均大力扶持佛教，遂使杭州的寺、塔、造像的营建臻于鼎盛。吴越国时期的现存石窟，几乎全部分布在杭州西湖周边，其中部分造像属于钱氏王家敕建，“可以说吴越国佛教石窟造像，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皇室资助开凿的造像群。杭州可称为10世纪以后中国石窟造像的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励说。

吴越国的石窟造像在全国石窟造像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不仅有像白衣观音这样风靡全国的形象，大肚弥勒、十八罗汉等普通人耳熟能详的佛教人物均创始于吴越国时期。这个割据政权所创造出的这些文化符号，随着杭州在两宋时期地位的抬升，成为了影响至今的流行文化。

然而，郑嘉励发现，吴越国时期的佛教造像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并没有被人们完全认识。就拿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飞来峰造像”来说，它里面归并了大量不属于同一时期的造像，特别是归并了属于吴越国时期的“南山造像”，这就往往给游客和访古者造成了认知混乱。郑嘉励认为，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是对吴越国的研究“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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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擦肩而过

2024年，《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出版，这源自2020年11月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

那是一次对全国石窟资源的大摸底。各省的野外调查大致在2021年上半年结束，而《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是全国各省至今出版的第一本调查报告，截至目前也是唯一的一本。

相对于山西、河南、甘肃、新疆，浙江不是一个石窟寺资源的大省。但是在南方，浙江和四川的石窟造像资源相对比较丰富。

从数量上来说，浙江有一半的石窟造像集中在杭州；从文物等级来看，浙江绝大部分高文保等级的石窟造像都在杭州。尽管杭州的石窟造像从晚清民国时期就留下了很多照片，前人也做过较为系统的采录和研究，但是在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中，专业人员还是发现了此前没有被注意到的重要信息。

浙江的石窟寺专项调查小组根据地域分成四个组，第一小组专门负责杭州地区。郑嘉励和浙江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魏祝挺都在第一小组，利用这次实地调查和文献梳理的机会，他们对杭州吴越国时期的石窟造像有了更深的理解。郑嘉励说，他们这次做调查的时候，特意把飞来峰的造像按照年代分开来调查，哪些造像属于吴越国、哪些属于北宋，把年代弄清楚，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

而对于杭州的普通市民来说，尽管不懂那么多石窟造像的门道，但杭州的石窟离城市很近，他们每天与石像擦肩而过、对视，甚至可以抚摸。

紧邻西湖北岸的宝石山，是很多杭州人每天晨练的地方，到宝石山看日出，也是很多游客的打卡项目。当人们走过宝石山山径的时候，总会路过一片残损的石窟造像。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宝石山上的造像是明代造像，价值不高，但经过近些年的仔细辨认，发现可能有元代造像，甚至还发现了一处宋代题记。

烟霞洞第26龛白衣观音像。（受访者供图/图）

“读书只是给人知识，但是实地的踏抚才是体验，知识和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郑嘉励用他对法国童话《小王子》的理解来解释人与造像的关系。

《小王子》里的那朵玫瑰本来与人没有关系，是因为小王子关心过它、呵护过它、对它付出过情感，所以那朵花就跟小王子发生了联系。世界上有无数朵玫瑰，但就像狐狸告诉小王子那样：就算一朵花真的独一无二地存在于世界上，如果它和你没有产生任何联系，没有建立任何感情，它的“唯一”于你又有何意义？

郑嘉励鼓励人们走入山林。纵然某些石窟造像，所谓的“学术价值”“历史地位”并不高，但“我春天去看过它，冬天去看过它，晴天去看过它，雨天去看过它，我记录过它，研究过它，所以它就跟我的生命发生了连接。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这座城市的山和它的历史就跟我发生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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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的文物归并”

南方周末：这套书的书名是《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但是这次国家的专项调查叫做“石窟寺专项调查”。“石窟造像”和“石窟寺”这两个概念要怎么理解？

郑嘉励：这里面涉及一个佛教史的问题。魏斌老师的《“山中”的六朝史》里有很大篇幅在讨论这个问题。佛教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早期的中亚、中国僧人的修行方式延续印度的传统，跑到山林里面，开凿石窟寺，在石窟里苦修。像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山西、河南的诸石窟寺，都在这个传统的影响下开凿。

一直到东晋的时候，僧人还是讲苦修的，是住在山洞里的，他们叫岩居。浙江真正的石窟寺的形态也是有的，就是开凿于东晋时期的新昌大佛寺。

但到了南朝，石窟寺的传统在江南地区衰弱了，因为大家觉得岩居太辛苦了，梁文帝也觉得和尚这样太苦了，就在天台山给造了一些寺院。这个寺院和我们今天建在平地上的寺院差不多，就是亭台楼阁。后来佛教的地面寺院就渐渐多了起来，取代了石窟寺。

这个变化是在南方完成的——从山林禅修变成了住在房子里禅修。真正的石窟寺在南方是很少的，南方的两个石窟造像大省，浙江和四川，很少有真正的石窟寺，所以我们就没有用石窟寺的概念。

南方的石窟寺消失，并不等于石窟造像消失。五代吴越国时期很多寺院是依山而建的，在靠山的那一面崖壁，人们会在山体上雕刻造像，然后建造寺庙，将山体上的造像包裹进殿宇。我们后世在大雄宝殿里看到的佛像有些金铜塑的，有些是泥塑的，但也有依山开凿的，这就是“石窟造像”，比如杭州的圣果寺造像。另外，石窟造像这个概念还可以囊括其他更多类型的造像，比如明清时期世俗化民间信仰的造像。

中原地区到北宋，其实寺院的形态也不是石窟寺了，石窟寺毕竟住起来不舒服的。宋代以后，北方石窟造像的风气也没了，因为寺院形态不一样了。

南方周末：现在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飞来峰造像”，囊括了飞来峰的全部造像，以及2006年归并而来的“南山造像”，包括慈云岭、天龙寺、烟霞洞造像，你对这样的归并似乎并不满意？

郑嘉励：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归并，好像把西湖周边群山的造像打包成一个文保单位，纯粹是出于管理方便上的考虑。合并以后，它们的价值就模糊了，把南山、北山的不同年代、不同性质的造像，全部打包在一起，这是不合适的。

环湖诸山，以天门山为界，以北群山称“北山”，包括北高峰、飞来峰、葛岭、宝石山等；南面诸山称“南山”，包括南高峰、南屏山、玉皇山、凤凰山、吴山等。西湖造像遂分为北山造像和南山造像，前者以飞来峰为代表，后者以吴越国造像为主。两者的价值和特色，各有侧重。

就飞来峰来说，可以探讨的空间就很大。它大致包括四部分的造像：五代吴越时期的神尼舍利塔院造像（飞来峰顶一带），五代北宋时期的灵鹫院造像（飞来峰东麓的青林洞、玉乳洞一带），元代总统所及灵隐寺造像（飞来峰北麓的龙泓洞、冷泉溪、呼猿洞一带），以及明代民间造像（散落分布）。我们这次做调查的时候，特意把它们都分开了。

文保单位中的所谓“南山造像”问题也很大。现在将慈云岭、天龙寺、烟霞洞造像以“南山造像”的名义打包，与飞来峰造像合并，并以“飞来峰造像”作为总名，但圣果寺、石龙洞、九曜山、净慈寺慧日峰等重要的吴越国南山造像却又被割弃在外，这种不合理的文物归并，说明文物考古学界对西湖造像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缺乏准确的认知。

南山第1号龛正立面正射影像图。（受访者供图/图）

南方周末：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对吴越国历史、吴越国佛教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郑嘉励：不够深入。在全国石窟寺、石窟造像的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体系中，西湖造像的历史和价值应该如何阐释？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南山造像，我们认为必须要提出“吴越国佛教造像”的核心概念，将慈云岭、天龙寺、烟霞洞、圣果寺、石龙洞、慧日峰、九曜山等十处造像，与同期寺院、塔幢等佛教史迹整合起来，并纳入杭州城市考古、西湖景观生成史的视野。

吴越国王室扶持的佛教史迹和艺术，是我国唐代以后佛教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将南山造像割裂认识，或与飞来峰、宝石山等处混为一谈，则无法彰显其突出普遍价值。按照我的看法，杭州的石窟造像，国保单位至少应该有两处才对，飞来峰造像和南山的吴越国造像，这样两处的价值都可以凸显出来。

讨论吴越国时期的佛教文化，也要将现存的石窟造像和寺院、佛塔、经幢等遗迹进行整体的研究。尽管吴越国的佛教遗存只是历史的一小部分，但吴越国留下来的文物中，最成体系的就是佛教文物。当然还有一些墓葬，比如钱镠、钱元瓘、马王后这样一些墓葬，以及陶瓷，但最成体系的就是佛教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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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六罗汉到十八罗汉

南方周末：吴越国创造了很多独特的佛教形象，成为后世非常流行的佛教人物，比如现在影视剧中的观音形象都是穿着白衣的，弥勒佛都是大肚，说到罗汉都是十八罗汉……

郑嘉励：白衣观音的形象应该是来自吴越国王钱俶的一个梦。现在这种大肚弥勒是最深入人心的，而弥勒在历史上从来不是这种形象。吴越国虽然是一个割据政权，但是它创造出来的这些新的文化范式，随着浙江在宋代尤其是在南宋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这种范式逐渐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流行文化，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吴越国和其他的割据政权如闽国、南越国等，对后世的文化影响不能比。

刘子健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近八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和以江浙为中心的文化传播有很深的关系。蒙元之后，朱元璋要恢复华夏旧俗，他恢复的就是南宋的江南文化。比如说二十四孝图，你看中原地区宋金时期的墓葬，经常有二十四孝的题材壁画，但他们的二十四孝的题材和今天都是不一样的，24个故事里面总会有三五个和今天的版本不一样。这说明二十四孝在宋金时期，在中原地区流传的版本是多种的。但是到了明代，二十四孝的版本就定下来了，这个版本就是南宋的版本。再比如明代的十三陵，唐代和北宋的皇陵和明代的皇陵，从风水观念上、建造模式上完全不一样，明代十三陵是多级台地逐级抬升，墓室位于中轴线的末端，上面有一个馒头状封土，这其实就是江南的墓葬模式，随着明代统一变成了后世的范式。

南方周末：你们这次发现了十六罗汉向十八罗汉转变的关键证据，这是很重要的发现？

郑嘉励：对，就是烟霞洞的十八罗汉。

7世纪中叶，玄奘译出《法住记》，此后罗汉信仰开始流行中国。据《法住记》，释迦在涅槃之前托付自己的十六位弟子，不入轮回，在世间传法，作为当世所有信众应当追随的导师。吴越国时期的杭州石龙院十六罗汉造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十六罗汉造像实例。

烟霞洞洞口有一个罗汉，还有造像题记，是吴越国的末代国王钱俶的舅舅花三十贯造一个罗汉的题记。这个题记在清代浙江巡抚阮元的《两浙金石志》当中被记录了。

洞内还有十七尊罗汉，应该也是有题记的。但是阮元说当时看洞口那个题记的时候，也是要手里拿着蜡烛才可以看见，恐怕蜡烛要贴得很近，才能够依稀地读出上面题刻的文字，更不要说洞里面的题刻了。近代学者去烟霞洞调查的也很多，几乎所有人都放弃了去释读题记，太漫漶了。

但杭州有一批民间人士，他们长期爬山、在山林中寻找题刻与造像，他们摸索出一套用手电筒打侧光的方法，要在阴天、傍晚的时候，打侧光，有时还要与拓片反复比对。浙江省博物馆的黎毓馨，就用这个方法，把里面大多数的题记都找出来了。尤其是在第十七龛，他辨认出来“庆友尊者”的题记。庆友尊者是《法住记》的作者，到吴越国时期，把庆友尊者加到十六罗汉里面，变成第十七罗汉，后来又加了一个罗汉，十八罗汉。这样烟霞洞的造像就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十八罗汉的实例，从十六罗汉发展到十八罗汉的实例。这样的一种认知，当然是我们把前人的认知大大推进了。但我们所有的成果都是站在阮元以来的那些学者的肩膀上的。

飞来峰第68号龛大肚弥勒像。（受访者供图/图）

南方周末：一般认为飞来峰造像的精彩之处在于它的元代藏传佛教造像，在国内的石窟造像中，这是规模最大且相当独特的一处藏传佛教造像。当时杨琏真迦主持雕造这批造像，是否有政治意图在里面？

郑嘉励：宋元鼎革后，藏传佛教被奉为国教，以杭州为中心设置的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由西夏人杨琏真迦统领，治所在飞来峰前的永福寺。杨琏真迦支持开凿的飞来峰造像群，在里面有他自己的设计，他是有打压禅宗的心思的。南宋时禅宗的地位最高，但到了元朝，首先是藏传、白云宗，接下去才是禅宗、天台宗，它还是兼容并包，但把禅宗的地位压低了。所以你看飞来峰元代造像，出现了玄奘西天取经的造像，出现了摄摩腾、竺法兰、达摩等西域僧人传法东土的故事造像，这就是他再次强调佛教是从印度来的，这个意图是有的。

杨琏真迦的形象非常复杂，后世习惯把他描绘为一个恶僧，他盗掘宋六陵，把皇帝、皇后的骨头和牛羊马混在一起，拿到杭州的大内来，然后毁掉大内，在宫殿上建起寺院，在最重要的一座喇嘛寺院下面建一个镇南塔，把帝后的骸骨压在下面。这肯定有厌胜（编者按，指古代以诅咒压制某人的巫术）的意图。对于征服王朝来说，这不奇怪。但他做这些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套理由，他认为宋宁宗永茂陵、南宋大内都是侵占了寺院而建成的，他是把它们都还给寺院。

杨琏真迦有征服的一面，也有怀柔的一面。他在宗教方面没有过度打击禅宗。他在飞来峰开凿了一大批藏传佛教题材的造像，但是在技法上、审美上其实都是兼顾了汉人的审美的，用的是汉人的工匠，所以飞来峰造像汇集了南宋禅宗造像和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造像两种不同风格的造像艺术，是宋元之交努力融合汉藏文化的尝试。它的题材是藏传佛教，但是在审美上体现的是汉地美术的追求。我觉得这个视角是被我们艺术界长期遮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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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去写这些东西”

南方周末：这次调查，杭州以外的石窟造像似乎并没有价值特别高的？

郑嘉励：从资料的角度来讲，杭州以外的石窟造像，价值反而更高。因为杭州以外的石窟造像（资料）绝大多数都是这次第一次发表，这些文物很多都是明清时期的民间信仰，无论是艺术性还是学术性，现在一下子讲不出特别多的东西，可能会被认为“价值不高”。但你要先把资料公布了，一个人、两个人的智慧不够，我们的研究也覆盖不到，你就赋予不了它价值。可能将来的学术范式变了，它就会有潜在的价值。

而杭州的石窟造像（资料）绝大多数并不是首次发表。晚清民国时期，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就拍过杭州的造像，后来20世纪四五十年代陆续有人调查。比较重要的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老前辈王仕伦编过的一本书。“文革”之前的调查与照片特别重要，可以看到哪些是在“文革”中破坏的。1980年代之后，各种照片所见和今天其实差不太多了。

南方周末：杭州的石窟造像相当一部分是残破的，有没有做过系统的统计，比如破坏了哪些，是什么时期破坏的？

郑嘉励：目前好像还没有人完整梳理过，作为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可以去做。历史上的破坏，北宋方腊起义进攻杭州，对佛教文物是有破坏的，文献里有记载的是烧掉了雷峰塔，但（还有）很多破坏没有记载，只是我们的推测。第二次破坏可能是

明代嘉靖时期大倭寇攻陷杭州的时候，那时候也把杭州的佛塔烧掉。

第三次大规模破坏可能是太平天国进攻杭州的时候，但也没有文献记载具体破坏了哪些。比如西湖边的大佛头，在宋末《西湖清趣图》上可以看到是完整的，后来在明代的文献记载里还是有大佛头。今天看到的大佛头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其实）民国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像这种造像，我们推断是毁于太平天国。

“文革”时期破坏最厉害的就是石屋洞和烟霞洞，慈云岭造像的佛像头都被凿掉了，宝石山造像也被破坏了。被破坏的造像里，烟霞洞的艺术价值最高，十八罗汉几乎一半毁掉了。对石屋洞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五百罗汉几乎没有一尊是当年留下来的，全部砸光了。但是非常幸运的是飞来峰保下来了。我们很好奇他们破坏的时候心里的想法，比如烟霞洞，罗汉像砸了，门口的两尊观音却被保留了，是因为这两尊观音艺术价值比较高？这也只是揣测，应该是特别个人化的动机，也许人在哪怕最极端的时候，也还会有稍许的理性与审美？但是没有哪个人写回忆录说是谁谁谁破坏这些东西，没有人去写这些东西。

南方周末：这个调查报告出来之后，你最希望它将来在哪些方面可以更加推进石窟造像的研究？

郑嘉励：石窟寺和石窟造像研究，学术的主流肯定是在山西、河南、甘肃、新疆，南方就四川和浙江比较丰富，四川的石窟也远多于浙江。我觉得这个工作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在行业里面提供了一种示范。石窟寺的专项调查不是只有浙江在做，而是全国性的，但是目前只有浙江出版了调查报告。

我觉得这样一种国家工程，调查的成果是要向社会分享的，不能调查以后装一个移动硬盘在考古所的电脑库里，或者放在某个电脑里。多少做课题的人PPT汇报得天花乱坠，到最后啥也没有。数据库更不行，用不起来的，做的很多数据库，给你一个硬盘，打都打不开。过几年就没有了，做了就白做。下面的人搞这些扫描，过几年又来扫一遍。今天我们把大佛头采集了，过几年这个数据就没了，若干年以后再来采集。这种重复工作太多了。所以我反复强调，哪怕在现在数字化的时代，出一套公开出版的白纸黑字的纸质书依然是不可替代的。

南方周末：其他省市做了调查之后，为什么没有出版物？

郑嘉励：我不知道。也许是体量太大，但体量比浙江小的省份也没有出版；也许是这次专项调查的任务中不包括出版。全国各地采集的信息，已经汇总到一套数据库里面去。这套数据库我也打不开，要输入什么口诀。所以这个调查也罢，文物普查也罢，最后形成一个这样的出版成果，才能够服务于学术界，服务于公众，让公众知道每个地方有这样一种资源。

还有现在高校里的课题，经费一大堆，最后去看他的结项成果是什么呢？就是在结项会上给大家汇报的一个PPT，从此以后没有了，再问成果在哪里？交给你一个移动硬盘。三年以后这个成果完全用不起来了，我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多少课题最后的成果都不是正式出版物。

南方周末：可能对于石窟寺大省来说，出这么一套书，在经费上是很吃力的？

郑嘉励：这个确实非常难。但如果做不出调查报告，名录要不要做？名录上附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附一个照片、一个地址，总要有的，这个成果应该是很快可以拿出来的。事实证明公众对这个东西是感兴趣的。这次我们出版，一个是国家出版基金给了我们一点资助，省考古所也有一些自有资金。出版社也相信它在市场上的表现。杭州的石窟造像离城市很近，市民晨练爬山每天都会看到，如果他们知道这些石窟的历史，这种体验将是不同的。有人觉得这套书太重了，希望出一个更简写的版本，当做进山寻找造像的导游，逐龛逐龛对着看什么是股票配债，他自己得到的感悟、体验比什么都重要。